今年3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强调，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，一定要坚持走清洁、低碳发展的路子。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，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，不仅关系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，更是建设能源强国的重要内涵。聚焦能源安全与创新发展，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采访了相关领域专家，进行深入探讨。
学习时报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。”如何理解这一重要论断？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又是如何规划解决这一战略问题的？
刘吉臻：能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物质基础。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，粮食安全很重要，能源安全同样重要。当前，我国能源发展面临需求压力巨大、供给制约较多、绿色低碳转型任务艰巨等一系列挑战。应对这些挑战，出路就是大力发展新能源。
当前，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也意味着对能源的需求会快速增长。所以，不仅要保障当前的能源供给，还要有长远眼光，确保未来5年、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能源保障。以电力来说，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超过10万亿千瓦时，预计2030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3.5万亿千瓦时左右。也就是说，从2026年到2030年，我们还将有3.5万亿千瓦时左右的增量。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美国是世界能源强国，2025年其全社会用电量约4.5万亿千瓦时，而我们要用5年左右的时间再增加一个接近美国的用电体量，压力是巨大的。
这么大的需求怎么来保障供给？我国能源资源一直以来都是“富煤、贫油、少气”，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%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0%，其供给极易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制约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绿色转型，尤其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后，高碳的化石能源将逐步减量退出，谈何容易。
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能源安全，多次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。面对能源发展的多元目标，提出要统筹兼顾、先立后破，做好顶层设计。特别是，2014年提出“四个革命、一个合作”能源安全新战略，即能源消费革命、能源供给革命、能源技术革命、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。这一战略指引我国10多年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，走出了一条中国能源创新发展的道路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能源大国，并正在向着能源强国的目标迈进。
学习时报：一段时间以来，中东紧张局势加剧，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再次成为焦点。这次局势升温暴露了全球传统能源体系的哪些结构性问题？我们该如何理解化石能源的兜底保障作用？
刘吉臻：现在，化石能源的兜底保障作用与之前相比发生了本质变化，我们对此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这种变化。过去，化石能源是主体能源，承担的主要是常规供给功能。今天，化石能源的角色正在从“主体”向“兜底保障”转变，即在新能源出力不足时发挥调节和支撑作用。化石能源的“兜底”不是被动维持，而是主动服务于能源转型全局的战略安排。
学习时报：近年来，我们正在着力推动能源转型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们该如何保障能源安全？
刘吉臻：能源安全是一个很大的命题，至少应该从两个维度来认识。一是常态下的安全保障能力，即能源的持续稳定供给。这是一个常规命题，但在能源转型背景下被赋予很多新的内涵。以电力系统为例，随着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断提高，系统稳定性面临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挑战，世界各国已有诸多相关事例，比如2025年4月西班牙电网大停电事件。能源转型带来的新的、更加突出的能源生产、供给、使用等方面的风险，是当前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问题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这些问题本质上属于发展进程中的问题。二是极端条件下的能源安全。具体来说，一方面源于地缘政治冲突对国际能源格局的冲击，例如相关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、马六甲海峡等关键通道的管控，使全球能源运输安全面临严重挑战。同时，能源领域部分原料依赖进口，同样需要依托国际市场供给，进一步加剧了能源保障难题。另一方面源于极端自然条件对能源供给的影响。新能源发电受气候气象条件影响较深，比如台风可能造成风力发电机组倒塌、损毁，使得大面积的风电光伏脱网；连续性的无风、无光、严寒等极端天气会大大降低发电效率，影响电力供应；等等。
在实现能源转型的过程中，必须直面诸多能源安全的命题，亟须树立大能源安全观，并将之作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、建设能源强国的重要内容。需要明确的是，绝对的安全并不存在，安全是相对的，应逐步、持续提升我国能源系统安全的韧性水平，这是能源发展建设的核心内涵。对此，一是推进能源储备，特别是石油、天然气的战略储备。当然，储备也只能提供相对安全，维持时间有限，但加快建设世界先进水平的能源储备体系，是切实可行的重要举措。二是推进能源供给的自主化。虽然我国在能源资源禀赋上面临缺油、少气的制约，但新能源及其他化石能源相对丰富，而且我国正在推进以电代油、以电代煤、以电代气，绿电发展也十分迅速，使能源供给体系不再受制于人理应成为能源安全应有的内涵。
学习时报：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注重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多能互补、深度融合。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遇到了哪些瓶颈与障碍？储能是支撑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，如何推动新型储能行业的规模化发展？
刘吉臻：推进多能互补与深度融合必须完善全国统一的能源电力大市场体系，这对于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完善这一市场体系的核心就在于通过市场化机制破除各类利益壁垒，实现绿电在区域间的畅通交易。以往，绿电跨区域消纳的难点在于输电技术制约与地方利益保护。若仅依赖行政命令或要求局部主体作出牺牲，就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制度安排。通过覆盖电力交易全品类、建立市场化电价机制、完善电力市场治理体系等措施，绿电的环境属性得到了凸显，使购电地区在获得清洁电力的同时，也可获得相应的减排权益或绿色证书收益，从而消除了“买绿电即吃亏”的顾虑。在此基础上，跨区域电力流通有效提升了新能源消纳水平，降低了整体电力系统的碳排放强度。因此，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，不仅是电力行业提高自身运行效率的需要，也能够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、实现能源转型奠定坚实支撑。
学习时报：我们正在着力推进清洁能源平稳有序替代传统能源，您认为距离“有序替代”目标还有多远？
刘吉臻：应当认识到，清洁能源对传统能源的“有序替代”是一个长期过程，不宜简单用时间表来衡量。从发电量占比看，风电光伏刚刚突破20%，距离主体能源地位尚有较大差距。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时做到清洁、低碳、高效，意味着既要满足我国发展对能源的需求，做到安全供给，又要促进能源由高碳向低碳多元结构的系统性变革。同时，能源价格还需适应民生福祉，让百姓用得起。这些目标既统一又存在一定张力。我们需认真思考如何统筹三者之间的关系，坚持统筹兼顾、先立后破，在长期有序替代中寻求动态平衡。
学习时报：能源强国不仅要有强大的供应保障能力，更要有引领未来的技术和产业优势。在您看来，判断一个未来能源技术是否值得重点培育的核心标准是什么？
刘吉臻：我非常赞成关于未来能源的提法。未来能源在时间维度上属于远期范畴，应该与近期、中期能源发展任务目标区分开来。未来能源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当下就实现规模化应用，而在于通过科学探索实现颠覆性创新，占据科技发展前沿，实现对未来能源格局的引领。例如，核聚变作为典型的未来能源，其技术突破与应用前景尚不可知，有人提出2040年要实现发电，这种说法既没有根据，也容易误导社会。当前，国家将其定位为以颠覆性创新为导向的未来能源，何时能够用来发电并非当前应关注的重点，关键在于作为未来能源，核聚变值得持续深入研究。明确未来能源与今天已经实现规模化应用的新型能源的层次差异，避免将尚处于探索阶段的未来能源技术急于投入现实应用，是准确理解国家战略部署的重要前提。
判断一项未来能源技术是否值得重点培育，核心标准应包括：技术的前沿性与颠覆性，是否代表能源科技发展的重大方向；科学原理的可行性，是否建立在扎实的科学基础之上；潜在的战略价值，是否能够解决能源领域的重大瓶颈问题、提升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纵深；国际竞争态势，世界主要国家是否在该领域布局，我国若不推进相关科学探索是否会在未来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。
学习时报：当前，未来能源还处于培育阶段，存在着投入大、周期长、风险高等特点，我们该如何处理好安全性与经济性之间的平衡？
刘吉臻：需要指出的是，当前未来能源应更多被纳入科学研究范畴。科学的本质在于探索未知、揭示事物原理，而不以功利为目的，尽管科学成果最终会转化并惠及人类，但这并非研究的出发点。所以，不能将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混为一谈，二者是有区分的。
另外，能源转型要算经济账，绿色转型、培育未来能源都是有成本的，技术和经济是孪生兄弟，必须认识到技术经济的科学性。现在普遍使用的技术已经达到了最经济的目标，但新技术的成熟以及大面积应用，必须建立在经济社会可承受的基础之上。所以，我们必须避免对新技术追求的盲目性，降低技术成本需要继续推进科技攻关。